调查水质的调查报告（汇总14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进行调查报告，以便了解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小编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范文的同时，能够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反思和提升。

水质的调查报告

旌湖水质污染

昨天，我和妈妈来到了德阳的旌湖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河里竟然是干的.。妈妈给我说：“这是因为在施工，所以彩虹桥到岷江桥之间没有蓄水。”我这才松了口气。

沿着彩虹桥向南走，我闻到了一股轻微的酸臭味儿。原来是某个厂子排出的废水，我不禁想到，要是我们的湖水全部是废水的话，那成什么了？再往前走，我发现一处有许多垃圾，比如各种各样的包装袋，臭鞋子，一次性饭盒。各种各样的垃圾数不胜数。看上去特别脏。原来，我们的湖底是这样的，我很心痛。

在岷江桥和珠江桥之间，蓄满了水，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废水排污口。这里排出的水全部是生活污水，泛着白沫。这样一排出，使附近的河面上泛着一层黄色的油污，令人恶心。

白天的时候，在这两座桥之间，湖面上有许多野鸭子，说明这儿的水保护的还算好。

看到这些，我想起了这样的情况：人们一边想努力的保护好水，一边却使劲的丢垃圾到湖里。难道人们非要那样“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吗？我希望所有的人们能立即采取措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拿出来好好执行。这样，我们的旌湖表面和湖底就都能保持的干干净净了。

水质的调查报告

围绕萧山日益严峻的水环境危机，20xx年3月至今，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我小组对校园内一小河的水质进行了调查研究，整个研究性学习过程包括选定取水点、检测器材准备、观察检测、样本分析和调查结论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环节中，用到了地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作为余姚市第二中学的学生，针对现在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结合校园内小河的现实状况，我小组想如实陈述并提出我们的想法。

首先，我先介绍小组的成员（共10人）。其中，第一小分组（陈杰、石清清）进行化学实验；第二小分组（阮毅敏、章旭东）进行观察记录并以日记形式记录；第三小分组（谢清、方双桑）整理实验数据；第四小分组（傅嘉瑜、叶婷婷）进行问卷调查并提出相关问题；第五小分组（徐珊珊、赵娜）总结并写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校园小河临操场一边，经过化学实验楼、高一12个班及高二9个班，长约90米，呈东西走向。刚入校时，河水尚较干净，而今，河水的颜色已十分浑浊，多数同学认为呈墨绿色。第二小分组的观察日记中所记录的`小河状况，都呈先出一幅脏乱的画面低头看去，时常可见塑料袋子、树叶、水草、果壳、已死鱼雨和不知名的虫子浮在河上。

第一小分组在采取样品后，在化学老师王学群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0.001%亚甲基蓝溶液用于细菌总量检测，并用5.4～7.0的精密ph试纸检测水的酸碱度。在第三小组的整理下，测验结果是河水呈碱性，ph值达到9，细菌总量也严重超标。，这里只进行了简单的酸碱度检测，对河水酸碱度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可足以看出河水的污染相当严重。

第四小组在高一、高二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20%的同学对小河持恶心的态度，5%的同学对此习以为常，75%的同学对此觉得十分痛心和愤怒，觉得应该注重校内环境。小河的水质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差？我小组进行了如下推论：我校西北校区（高一、高二）所处地是原一中的校址，很早就建造完成，小河的历史十分悠久，而小河与外界河流的交汇却极其少，通道口几乎已被堵死，即小河实为一条死河，仅靠雨水来增添它的活水，当然，这远远是不够的；其次，经过问卷调查，32%的同学曾向小河扔过垃圾，61%的同学未曾实施过此举动，7%的同学对此表示保密。从这可见，同学们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小河，临近河的班级经常向河中倾倒废水、洗拖把等。诸如此类的举动，更是加剧了小河的水污染；水质的劣质破坏了河内生物的生存环境，生物的减少更加无法改善河水的质量，加剧了河流的富营养化速度和程度。

面对失去活力的小河，我们感慨良多。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烦恼。07年的台风，暴雨突骤，河内水量剧增，因无法及时排除，学校停课三天；夏天，河水散发出的臭味使同学颇为烦恼；脏乱的河水还“培养”了一大群的蚊子等害虫。据此，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学校可以制定校规，对向小河扔垃圾的、倒废水的个人及其班级进行批评；

2学校可以进行定期的处理，或者安排值周班级的同学对河内的漂浮物进行打捞；

3引进除污的水草，或者种植荷花等植物，不仅美观而且改善水质；

4通告有关部门，让其来进行疏通，定期换水；

5投放适量化学物质进行净水，如fe(oh)2、kal(so4)2；

6填满。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水资源已经十分珍贵，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水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做努力。小河的现状很多地区都应该存在，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祖国的明天，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水质的调查报告

报告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与浩泽净水联合发起的“净泽计划”公益项目的成果之一。研究人员历时一年，实地调研7个城市，综合调研20个重点城市，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的基本情况、水源地水质和水污染情况、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情况等实施了详细调研分析。

报告选取中国20个重点城市(地区)作为考察对象，其中实地调研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三江源、重庆和长沙7座城市(地区)。这些城市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调研饮用水水源的形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等;为便于更好的比较，调研组还对水资源极度紧缺的新加坡供水系统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访谈。报告以实地调研、专业人士访谈、检索的方式开展，数据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公开公布的信息、专业人士提供资料及研究论文、调研组实测数据。报告将相关数据与实地检测数据结合，更好接近真实现状。

报告显示，在我国，目前水质状况有五大规律：

水库水质好于河流水，地表水水质好于地下水，河流上游水质好于下游，河流干流水质好于支流，工业企业较少地区水质好于密集区。

此外，影响城市自来水水安全有3个关键环节，第一是水源地水质，也就是原水的品质;二是从自来水厂的出水水质，水源地到自来水厂净化工艺处理后的水质;三是从自来水厂到供水管网水龙头出水水质。

文档为doc格式。

水质的调查报告

调查对象：旌湖水质污染。

调查过程：昨天，我和妈妈来到了德阳的旌湖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河里竟然是干的．妈妈给我说：“这是因为在施工，所以彩虹桥到岷江桥之间没有蓄水．”我这才松了口气。

沿着彩虹桥向南走，我闻到了一股轻微的酸臭味儿．原来是某个厂子排出的废水，我不禁想到，要是我们的湖水全部是废水的话，那成什么了？再往前走，我发现一处有许多垃圾，比如各种各样的包装袋，臭鞋子，一次性饭盒．．．．．．各种各样的垃圾数不胜数．看上去特别脏．原来，我们的湖底是这样的，我很心痛。

在岷江桥和珠江桥之间，蓄满了水，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废水排污口．这里排出的水全部是生活污水，泛着白沫．这样一排出，使附近的河面上泛着一层黄色的油污，令人恶心。

白天的时候，在这两座桥之间，湖面上有许多野鸭子，说明这儿的水保护的还算好。

看到这些，我想起了这样的情况：人们一边想努力的保护好水，一边却使劲的丢垃圾到湖里．难道人们非要那样“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吗？我希望所有的人们能立即采取措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拿出来好好执行．这样，我们的旌湖表面和湖底就都能保持的干干净净了。

水质的调查报告

漓江是流经桂林市区的主要河流，位于珠江水系的桂江支流上游，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猫儿山南侧，流经兴安、灵川、桂林市区、阳朔，在平乐县恭城河口入桂江，其市区境内主要支流有桃花江、小东江、良丰江等。

漓江孕育了桂林名城，是桂林人民的母亲河，是流域内一市四县近200万人口、工农业生产和旅赖以生存的源泉。它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古迹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是使桂林市成为我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际景旅游城市的基础，也是桂林市人民实施旅游发展战略的黄金水道。

漓江流域历史文化悠久，历代都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灵渠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漓江是闻名世界的“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几乎所有到桂林的海内外旅游者都毫无例外地把游览漓江当作来桂林旅游的第一选择，此外，漓江还带动了桂旅游航运业以及与漓江游览有关的交通、宾馆、商业、服务，工艺品等行业的发展，在1978年它就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13条江河之一。

漓江还是流域区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水资源，它直接关系到流域区近200万人口和畜、禽用水，桂林市区17利用的2.5亿立方米地表水总量中，有81.6%取自漓江，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中有77.6%的漓江为直接水源，也是兴安、灵川、临桂三县沿岸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阳朔县位于漓江下游，漓江是该县最基本的水源，更是旅游业发达的`根本所在。

漓江在桂林市及兴安、灵川两县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漓江风景与当地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都真实的反映了出来。

对于漓江的美丽风景和其重要的意义有此了解后，我对漓江的内在本质及其水质现状急需一个透彻的了解，于是来到了环保局。

在环保局，通过相关人员的讲解和他们提供的官方资料，使我对漓江水质现状有了一个总体的感受。

水质污染调查报告

调查地点：xxx。

调查人：xxx。

据贵州开阳县供排水公司经理兰评介绍，开阳县属于缺水地带，由于持续干旱，县城居民用水受到严重影响。从20xx年贵州遭遇凝冻灾害开始，县城供水设施就受到严峻考验，县主要饮水水源在那时就受到影响，发生了漏水现象。加之持续干旱，让县城供水形势愈加严峻。自1月28日起县城就实行了分片区限时供水，故当地居民说他们早上用过的洗脸水留到下午洗脚，然后倒到一个水缸里，再留作其它继续用。

同学们，让我们看一看上面的.资料，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因为咱们有足够的水可以喝，可以洗脸，刷牙，洗澡。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好好保护水源，节约用水，千万不要浪费每一滴水。为了节水，请同学们做到以下几点：

1、用过水后，要及时把水龙头关上。

2、看见别人玩水要制止。

3、真正做到一水多用（洗脸水洗脚，洗脚水拖地冲厕所）。

不要让邹城称为下一个缺水地区。

中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报告

过去，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城市贫困并不是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市与农村反贫困并重的新阶段。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在国家层面还难以准确评估全国的城市贫困状况，也难以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为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统一当前使用的各种不同标准，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制定适合的城市贫困标准，以精准识别、治理城市贫困，真正确保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关于城市贫困标准的研究进展。

城市贫困指发生在城镇地区的覆盖城镇常住人口而非仅仅城镇户籍居民的贫困。具体来说，城市贫困是指城镇地区的常住居民个人或家庭受自身及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生活水准无法达到当地普遍认可的、有尊严的最低水平，综合表现为消费水平及收入水平低，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用于个体发展的各类资源少于当地正常水平，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自身发展的能力。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把握，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进行量化，以便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目前有关城市贫困的标准主要有绝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标准和组合式贫困标准三类(见表1)。

一是绝对贫困标准，主要采用实际收入或消费水平进行度量。这种标准无论如何构造，立足点在于识别满足个体生存的状态。如世界银行的1.25美元的日均消费标准(从1美元调整为1.25美元，再次调整为1.92美元，并会根据购买力平价ppp不断调整)，它实质上衡量的是低收入国家的极端贫困状况。(1)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基于每日满足一定热量需求的消费标准，或在食品消费的基础上加入非食品消费指标(如缅甸)。中国的农村贫困线在20提高前一直按满足人均每天摄入2100大卡路里热量需求进行计算。年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的农村贫困线(2300元/人?年)则是一种收入线。综合来看，这类标准简单直观，在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极端或赤贫问题以及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较为方便。但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极端贫困线将越来越不适用。另外，osbergandxu也指出，国际贫困线会因所使用的ppp计算方法不同而有差异，从而导致在国际比较时，各国的贫困水平变动较大。

二是相对贫困标准，常常采用一个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如50%，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76年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用于成员国的贫困状况对比。目前发达国家出现绝对贫困的情况极少，主要使用相对贫困线，如英国、日本、美国等。相对贫困标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区别，如美国的贫困线时为中等收入水平的27%，使用家庭总收入，并随着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欧盟提出的莱肯指标中的金融贫困线设定为国家中等可支配收入水平的60%。[3]相对贫困线会随着各国消费水平不同而有差异。按相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会比按绝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多，因为相对贫困线与该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相对灵活。

三是组合式标准。由于使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单一标准过于简单，并不能反映贫困中的不平等问题，因而出现了一些组合式的衡量贫困的指标，以更全面地反映贫困状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开始使用hdi来辅助单一的消费贫困标准，它以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来衡量一国取得的平均成就，这三个维度分别为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1990)。hdi的出发点在于，通过促进人类发展的途径，实现反贫困目的。《人类发展报告》采用了alkire-foster方法，发布了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另外，fgt指数和森的家庭贫困指标能够同时反映贫困发生率(incidence)、贫困的深度(intensity)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inequality)三个方面，并可分解。[1][2]因此，这种多维贫困指数比单一的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能更好地兼顾贫困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这两种指数在实际中应用较少。这种组合式的指标，将一系列能够量化及反映不平等状况的因素纳入测算，从而实现对不同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总体来看，不论多么复杂的多维标准，仍以一定的收入或消费贫困线为基础，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2]另外，在估算贫困人口规模时，使用多维贫困指标还存在着如何加总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对城市贫困标准的研究，与国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城市贫困线，因此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城市贫困标准统一，且多数遵从的是一种绝对贫困标准。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确定城镇居民的贫困标准线时，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维持生活基本需求费用两种方法。[9]唐钧()曾提出一种综合法：首先用生活形态法来确定贫困群体，其次用市场菜篮法来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和贫困线，最后求出收入比例和恩格尔系数作为将来调整的依据。这种方法从识别贫困群体、根据社会进步调整来说，是可取的。因为它相比热量需求法，更能接近于贫困群体的生活状态;但由于作者提出时间较早，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下其计算显得相对复杂，在调查生活状态时也容易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操作起来比较困难。[10]安晓宁()[11]和边恕()[12]利用eles模型(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方法对中国城镇贫困进行度量，并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调整。但这种方法基于对居民个体及消费需求的假设，与现实存在一定差异。童星和刘松涛()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来测定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杨立雄(2010)[13]则认为马丁法最适合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方法，因为它与最低生活保障目标一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低保标准太低，应该按照国际贫困线2美元来测算中国的城市贫困规模。[14][15]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单个城市或地区进行了分析[16][17]，这种分析通常是对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进行抽样调查，通过特定分析，能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它无法反映全国的总体情况。国内有一些学者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状况，试图发现使用单一标准无法反映的问题。[18][19]但这种方法需要调查的数据较多，况且中国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仍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目前还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条件。

二、中国现行城市贫困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国家贫困线是针对农村贫困提出的，这是一种绝对贫困标准。至今为止，中国仍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质上承担了城市贫困线的角色;但这种低保标准因存在标准不统一、标准水平低、覆盖面小等方面的局限，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目前中国还缺乏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城市反贫困的职能分散在诸多部门，各部门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范围界定差异较大，标准不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把失业下岗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看成贫困人口，工会系统把“基层单位特困职工”视为贫困人口，民政部门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视为贫困人口，而统计部门一般把收入分组中的最低收入组的5%确定为贫困人口。[20]这些贫困标准有的只针对特定类型人群，而且既有绝对贫困标准，也有相对贫困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受众面最广、数据较完整，实质上承担了城市贫困标准的作用。这也反映出，与农村贫困相比，目前中国对城市贫困问题重视不足、缺乏统筹，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措施呈现出部门化、碎片化的特征。

正是这种缺乏统一城市贫困标准问题的存在，才出现了国内学者用多种方法试图将标准统一的努力。不同学者从多视角出发，采用基本生活法、恩格尔系数法、比例法、综合法、多元回归法等不同方法，试图得到一条统一的城市贫困线，或者对现有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改进，或者直接采用国际上流行的2美元贫困线。而贫困标准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对现阶段城市贫困状况和程度的判断，进而影响城市反贫困措施的制定。

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存在诸多局限。

9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要求各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低保标准，从而确保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实施。目前，全国各地基本上是把城市低保标准等同于城市贫困线。用低保标准来衡量城市贫困的好处是，可以把贫困度量与社会救助政策结合起来，并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21]但是，这种简单的类推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它具有诸多方面的局限。

(1)各地城市低保标准差异较大。按照现行的制度，城市低保标准往往由各地自行制定，各地方法不统一，标准相差悬殊。特别是，各地的城市低保标准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和努力程度的影响较大，地区间可比性较差。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力充裕，城市低保标准通常较高;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受制于地方自身的财力，城市低保标准通常较低。我们利用各省的'城市低保标准和各省当年人均一般预算公共财政收入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46。利用两组数据的对数值作图(见图1)，这种相关关系表现更加明显：人均财政收入较高的省份，其城市低保标准相应也高。根据民政部第四季度数据，最高的上海城市平均低保标准达790元/月，而最低的新疆只有349.23元/月，上海是新疆的2.26倍。从地市和区县水平看，这种差距将更大，二者表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20第四季度，在全部地市中，最高的广东深圳城市平均低保标准为800元/月，而最低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只有264.68元/月，前者是后者的3.02倍;在全部区县(含开发区等)中，最高与最低城市低保标准的差距则达到4.34倍。

(2)城市低保覆盖范围较小。现实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贫困人口类型变得日益多样化，城市低保因功能和性质不同，目前还难以全部覆盖城市贫困人口。城市低保最初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和“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人员。以为例，下岗和失业人员就占到当年享受城市低保人群的44.2%。再对比和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在城市低保对象中，残疾人、老年人这样的特殊人群，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女性群体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到2015年第1季度，灵活就业人员接受低保的比例已经超过登记失业人群，达到22.66%，占到第一位(见表2)。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年来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束缚，城镇常住的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至今仍没有完全纳入城市低保范围。这一部分群体往往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一旦面临风险或遇到不稳定因素，将表现更为脆弱。目前，已经有不少地区在探索按居住地来推行城市低保措施，如天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户分离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坚持居住地与户籍地一致的原则，人户分离的家庭具备户籍登记条件的，应当先在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然后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青岛市也在试行“户居分离”，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均可在居住地申请低保。

(3)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虽然城市低保标准定位于保基本，但我们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低收入户(20%)的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进行对比发现，20以来，低保标准(按年计)连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的40%都不到(见图2)。我们进一步利用城镇住房调查数据中5%困难户的现金消费支出构成进行比对：20的数据表明，这一组别居民的最大消费支出，依次是食品(46.8%)、居住(11.9%)和文教娱乐(9.6%);在居住与医疗保健两项支出中，这一组别人口的消费比例是最高的，但其文教娱乐开支项却又是各组别中比例最低的。这表明，最困难户家庭只能满足最基本的消费支出，对于提升自身及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支出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一旦面对生病等重大意外事故，其生活将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从消费支出水平看，5%最困难户可支配收入还是要高于当年的城市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

3.现有城市低保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中国在2010年时人均gdp已达到4434美元，越过世界银行划分中等偏下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的分界线，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经济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等偏下收入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的分界线，2010年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3975美元，2012年为4086美元。[23][24]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60美元，2012年为5740美元，已经稳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行列。同时，从城镇化水平看，中国自2012年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20则达到54.77%。可以说，中国正逐步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并向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在这样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各地广泛使用的城市低保标准应从保基本生存向更高的层次提升。

四、结语。

中国近年来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保持稳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转移人口推动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人，本地农民工为1.06亿人。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城市贫困的重要来源。[25]当然，从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出发，城镇化、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流动是正确方向。但随着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类型或者说来源的多样化，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城市中存在着大量迁移人口，由于各城市、城乡间的贫困标准不统一、不对接，使得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处于未被覆盖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仍没有制定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也未开展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状况调查，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且不统一的情况下，对城市贫困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准确。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城市贫困的界定必须以常住人口为对象。目前中国以城市低保为基础的城市贫困标准偏低、覆盖不足，已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适当调高标准，从“温饱”逐渐向“防范”方向调整。家庭住户调查数据首次以常住人口为基础公布数据，这为未来构建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可在20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设定全国的城市贫困标准，并积极推进与农村贫困线在方法上的统一，从而逐步将城市贫困纳入国家扶贫困政策中，统筹解决城乡贫困问题。

注释：

(1)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一条中度贫困线，用于小康社会，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另一条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二十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1.25美元。

(2)杨立雄(2010)使用2200卡路里作为最低热量需求标准。但我们认为，此标准虽然比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中使用的2100卡路里高，但相差不太大。贫困人口从事体力劳动的偏多，使用轻度活动热量需求标准不太适宜。

更多。

小河水质调查报告

中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报告

为更好了解儿童阅读习惯，为读者和出版界人士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中国童书博览会联合本报及部分出版机构开展了儿童阅读调查，调查对象为3~14岁，覆盖学龄前、小学、初中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及家长，调查范围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和太原7个重点城市。本次调查通过线上线下并举的方式，在线上，形成了全国较大范围的网络调研;在线下，则采取重点城市的小规模入户访问以获得更直观、深入的信息。最终，此项调查共抽取了2257份有效样本，对儿童阅读习惯、阅读影响、阅读资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

作为全国首份儿童阅读调查报告，《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的发布既给出版商、创作者带来了出版和创作的方向性引导，也给苦于提高孩子阅读水平、阅读量的家长们带来指路明灯。这对于全球范围内各国儿童阅读情况的横向比较，以及当代儿童和未来儿童之间阅读情况的纵向比较都极具参考意义。现摘发报告部分内容，此次调查还涉及儿童阅读读物来源、儿童对绘本阅读需求、儿童期刊阅读状况、儿童阅读场所、家庭购书费用等内容，本报将后续刊发。详情请关注本报官微、官网或者直接与本报联系。

阅读习惯。

阅读启蒙时间早，阅读时间随年龄增长。

调查结果显示，在阅读习惯上，孩子的阅读“开蒙”时间集中在1~2岁，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占比53.7%(见图1)。除教科书外，孩子平均的年读书量主要在11~30本之间(见图2)，日均阅读时长主要集中在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见图3)。尽管数字化阅读已成为普遍的阅读方式，但纸质阅读更受家长、孩子青睐，仍是儿童阅读的主要方式(见图4)。但是，不论孩子还是家长，对数字化阅读的接受度都随“学龄”的增长，到了初中阶段后，孩子数字化阅读成为主流阅读方式(见图5)。

74.8%的孩子从2岁前即开始阅读。

此外，童话故事类、动漫卡通类、益智游戏类是儿童喜欢的3大类读物(见图6)，这些读物多以绘本的形式呈现。轻松有趣的童话、动漫与游戏最受学龄前孩子欢迎，上学后，教辅书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特别是初中(见图7)。这一结果对出版商和创作者来说极具参考意义。

日均阅读是长：1小时左右。

年均阅读量：10本以上。

调查还显示，上学后，孩子的阅读时间明显延长了，学龄前孩子更多是30分钟以内的“短阅读”，学龄后孩子的日均阅读时间明显延长，30分钟以上者超过70%(见图8)。孩子上学以后，不仅阅读量明显增多，其阅读资源(家中童书量、年均购书量、期刊订阅率等)都明显增加(见图9)。小学是课外阅读开展最普遍的阶段，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孩子“学龄”越长，其阅读方式、读伴种类、阅读内容的广泛性，乃至订购的期刊数量等都明显增加，展示了阅读形式的多样化(见图10)。

儿童期刊的订阅呈“两极分化”

——要么不订阅，要么就往往同时订阅多本。

阅读资源。

购买量少，市场潜力大。

在阅读资源上，73.5%的家庭中，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数量超过10本;53.2%的家庭中拥有超过20本适合儿童阅读的藏书(见图11)。实体书店是孩子居所周边最多的资源。62.9%的家庭中，每年为孩子购买的书籍数量在10本左右(见图12)，我国童书市场广阔由此可见一斑。

对家长们来说，国内出版物的整体表现一般。其中，装帧表现最不令人满意、设计表现则相对最好(见图13)。学龄前孩子家长更担忧部分图书内容中的低级趣味教坏孩子;小学生家长更烦恼如何从杂乱的种类中给孩子选择适合的书籍;初中生家长更不满市场价格的混乱。与此同时，对于优秀读物，绝大多数家长都表示愿意去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或观看改编的电影作品，电影的吸引力比产品更大。

阅读影响。

父母，儿童阅读的“榜样”

在阅读影响上，父母、老师、同伴是对孩子阅读习惯养成最重要的三类人，其中父母以居于首位(见图14)。父母越重视亲子阅读、亲子阅读开展得越频繁，学龄前孩子就越喜欢阅读。父母自身的阅读量越大，他们也越倾向于为孩子购买、储藏更多书籍，孩子也就读得越多(见图15)。为此，要想孩子养成阅读好习惯，家长还需以身作则。到了初中，同伴和网络的影响力迅速增加。特别是同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父母老师，成为主流。

攻略。

攻略1：推出更多优质绘本。

优秀的'绘本有助于孩子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优质绘本应该具备以下特性：首先是要充满正能量，让家长不再为“低级趣味”担忧;其次是注重全方位的细节表现，从材质、印刷、设计到装帧;还要有明确的阶段性，帮助家长厘清自己孩子适合阅读的内容;系列化也格外重要。

攻略2：提供更多优秀的数字化作品。

既然数字化阅读倾向不可逆转，就需要考虑为孩子提供更多适合数字化的作品。符合数字化阅读的短而精作品，能够让孩子在较短的时间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及时了解孩子们的阅读偏好、语言特色，可以让读物更贴近孩子的需要。

攻略3：开展更多的亲子阅读活动。

有针对性的亲子阅读活动，应该具有指导性，能够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如何在亲子阅读中进行交流沟通。除了传统的线下活动之外，还可依据家长们现在普遍较为忙碌的情况，开展一些线上互动式、“短平快”的亲子阅读活动，方便更多人参与。

攻略4：推出更多优秀作品的衍生品。

优秀作品，特别是优秀儿童影视作品，对家长和孩子都有较高的吸引力。这些衍生品要注重提升作品内容和制作的品质，逐渐打消家长们对儿童电影“低幼化”的成见，吸引更多家庭进入影院，享受优秀文字作品改编的视觉盛宴。

中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报告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发布了国内首份《中国超大城市认同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七个超大城市中,广州市民城市认同感位列第三,次于重庆(第一)和上海(第二)。但在城市接纳度指标中,广州得分最高。

广州的文化认同感较其他因子排位低。

调查者认为,无论新移民,还是老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是个人对外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综合反映。“市民的城市认同感是评价一座城市软实力的最重要标准,”谈及《报告》的初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表示,希望能为社会研究者、城市管理者提供一个“新视野”。

而此次,最终确定城市认同感的四个因子: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地位认同和地域认同,通过问卷宝这种互联网移动端滚雪球式向全国网民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50971份,覆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深圳、重庆七个城区常住人口超一千万的“超大城市”市民有效问卷占22991份。

据《报告》最终结果显示,重庆市民的城市认同感总分为76.24(标准分),位列七大城市之首,上海和广州则分别位列第二、三名。发布者何凌南博士表示,这七大城市的城市认同感,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市民城市认同感最高的重庆,市民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感上,都位于七大城市之首。地域认同感(即地区吸引力)方面,上海市民居于首位。广州市民则在地位认同感上,位于各城市之首;而在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感上,分别位于第三和第二位;四个因子中,广州的文化认同感位于七大城市第五位,较其他因子排位都低。

七大城市认同感高低。

与经济水平不完全一致。

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宜音表示,调查显示,七个超大城市的认同感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北上广的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却并不是排在最前。在具体的四个维度上,也只有上海和广州分别在地域认同和地位认同上排第一。

因此,经济发展不应以市民幸福感为代价,须重视城市居住者的心理常态及匹配度。课题组建议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证民众生活质量;且在大数据时代,应用更先进的方法倾听民众意见,从而更精确地进行相关弥补工作,也能有效降低政府决策成本。

现象。

本地人比外来群体城市认同度高。

城市化的进程,促使众多外来人口进入超大城市。据统计,广州市共有常住人口1270万,其中,外来人口有466万,本地人口有804万。此次发出的问卷,广州共有6972份,其中外地人有4141份。

课题组通过对比城市本地和外地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差距,发现七大城市中,本地人口的城市认同感明显高于外来人口,平均差距达8.47分。如在同等学历和同等收入的群体中,城市本地居民的城市认同感显著高于外来群体。

不过,在城市接纳度(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认同分数的差距,差距越小说明城市接纳度越高)方面,课题组发现,广州是七大城市中接纳度最高的城市,其次为深圳、重庆、上海、北京、天津、武汉。

分析:户籍身份是影响城市认同感的重要因素。

建议:加快户籍改革,进一步明确对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的户籍上的相关优惠政策。

现象2。

高学历者、60后城市认同感偏低。

调查数据显示,七大城市中,00后的城市认同感最高,远超其他年龄群体,这跟其目前未成年、大多为学生身份、未进入社会有关。

除去00后这个未成年群体,70后是城市认同度最高的群体,而且00后基本为70后的子女一代,因此,70后不折不扣是城市最坚实的拥趸,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对城市的认同感构成影响城市认同的主因。

80后、90后的认同感基本和70后接近,对城市认同感最低的是60后。具体到七大城市之间对比,上海70后认同感显著高于其他城市,重庆80、90后的城市认同感最高。

课题组通过分析发现,城市认同感最高的重庆,学历越高的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被调查者在城市认同总分上显著低于大专及以下学历的群体,且具有显著性。

现象3。

中产阶层认同感相对较低。

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认同感之间差异显著,整体来看,从月收入1000-3000元到7000-1万元的收入人群看,收入越高,对城市认同感的分值也相应趋高。

不过记者发现,月收入1万-2万元人群的城市认同感比5000-1万元月收入人群的认同感要低。

但就职业方面来看,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士的城市认同感最高,政府部门和劳动服务行业人员的城市认同感较低。对比分析不同城市同一职业人群的城市认同感发现,上海的商业人士和劳动服务行业人员城市认同感都高于其他城市;武汉的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城市认同感都高于其他六个城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城市认同感比较上,天津和重庆最高,广州最低。

分析:调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属于中高收入人群,虽然就职业方面来看,他们对城市认同感最高。但在与不同收入段人群的比较中,他们的城市认同感相对较低,其对地位、身份、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均面临下行压力。

建议: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健全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安全保障,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

中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报告

12月17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在南开大学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同时发布的“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显示，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风险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散;厦门和合肥超越“北上广深”，排在价格风险最高城市的前两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定位，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京奎主要牵头调研的《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6)》，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635个、家庭成员样本6651个，与相比，家庭户样本增加了28.16%，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27.88%。内容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住房消费景气调查”等。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5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

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更为敏感”。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2016年前3季度，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北京、郑州、上海、合肥、厦门、青岛、深圳、惠州、石家庄;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该指数还进一步反映出：20上半年及全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均为最大，经过2016年的一系列调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整体有所下降，但其二手住房仍存在较大风险;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且住房市场对调控的敏感程度较高。”根据该研究成果，周京奎指出，天津被调查家庭未来一两年卖房原因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是除深圳以外最高的，而未来一两年购房意愿为非常不可能或较不可能的比例是除了深圳外最低的。这些可以部分解释2016年1-9月间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但在调控政策出台后，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2%下降到10月份的1.3%，二手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1%下降到10月份的1.2%，如果考虑到天津的调控强度较低，反应出来的住房市场对于调控的敏感程度依然是较高的。

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中有接近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认为房价低的占比较低，而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均约有七成的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不存在城市类型或者区域差异，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住房新政的调研。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更为敏感”。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对家庭购房行为没有影响的比例为61.46%，提前购买的比例为18.15%。2016年国庆前后，部分城市重新实施了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回访数据显示，48.34%的被调查家庭认为重新实施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将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住房调控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在限制性政策持续调整阶段，该限制性政策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同时也表明，限购、限贷政策对于抑制住房过度消费有显著效果。

周京奎表示，应积极探索利用房产税取代调控政策可能性，明确不同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保障调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性，调控应当以“保福利、稳市场、促增长”为目标，防止住房价格大起大落。

与会人员对该成果进行点评，希望研究团队能够长期坚持这一项目，做好调研指标和人员培训，完善数据库，保持前沿性、科学性、实用性，繁荣学术，服务社会。

中国重点城市饮用水水质调查报告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12月17日，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在南开大学发布。成果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包括“住房及基本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偏好与交易信息”“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住房调控政策影响”“住房消费景气调查”等。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专题分析，针对前中国城市住房消费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京奎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

当天，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中心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逄锦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关负责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世界经济》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上，周京奎就调查报告、中国住房消费现状、当前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指数等进行介绍。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包括家庭户样本2635个、家庭成员样本6651个，较相比，家庭户样本增加了28.16%，家庭成员样本增加了27.88%。

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

报告发布了中国住房价格风险指数。该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20前3季度，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北京、郑州、上海、合肥、厦门、青岛、深圳、惠州、石家庄;2016年上半年住房价格风险最大的十个城市分别为厦门、合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惠州、韶关、无锡、福州。该指数还进一步反映出：20上半年及全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均为最大，经过2016年的一系列调整，深圳的住房价格风险整体有所下降，但其二手住房仍存在较大风险;2016年上半年，70个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风险几乎为近6年最大，这使得在2016年国庆前后，北京、天津、深圳、广州、上海等5个一线、准一线城市启动了更为严格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2016年住房价格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动，由一线、准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三线城市扩散，尤其是无锡、郑州、厦门、惠州等城市。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

“天津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较高，且住房市场对调控的`敏感程度较高。”根据该研究成果，周京奎指出，天津被调查家庭未来一两年卖房原因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是除深圳以外最高的，而未来一两年购房意愿为非常不可能或较不可能的比例是除了深圳外最低的。这些可以部分解释2016年1-9月间天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但在调控政策出台后，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2%下降到10月份的1.3%，二手房交易价格环比增速由9月份的4.1%下降到10月份的1.2%，如果考虑到天津的调控强度较低，反应出来的住房市场对于调控的敏感程度依然是较高的。

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超过六成的家庭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中有接近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而认为房价低的占比较低，而东部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均约有七成的家庭认为房价非常高或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不存在城市类型或者区域差异，而年轻的家庭户主理想住房消费面积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户主。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型家庭，低收入家庭户主有更大比例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较高，其理想住房消费面积相对较小，该类型家庭未来一两年买房更多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而高收入家庭户主相对更多是为了投资。

在住房价格评价方面，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压力较大，房价会面临加大的下行压力。

住房新政的调研。

报告特别对房地产税收、限购限贷、房贷政策等近年住房消费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城市居民认为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不会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东部地区城市家庭对房产税调整较中西更为敏感”。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对家庭购房行为没有影响的比例为61.46%，提前购买的比例为18.15%。2016年国庆前后，部分城市重新实施了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回访数据显示，48.34%的被调查家庭认为重新实施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将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住房调控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在限制性政策持续调整阶段，该限制性政策对城市家庭住房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同时也表明，限购、限贷政策对于抑制住房过度消费有显著效果。

周京奎表示，应积极探索利用房产税取代调控政策可能性，明确不同城市房地产调控目标和政策选择，保障调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性，调控应当以“保福利、稳市场、促增长”为目标，防止住房价格大起大落。

与会人员对该成果进行点评，希望研究团队能够长期坚持这一项目，做好调研指标和人员培训，完善数据库，保持前沿性、科学性、实用性，繁荣学术，服务社会。

干部素质的调查报告

水质调查报告

剑门关。

我和爸爸一行人准备到剑门关玩，在去的路上我充满期待。可是当我们到了剑门关时，一下车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我们一看水面，全部被污染了，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接着我们看见家家户户后面都有个白管子，直接向河里排放污水，泛起白色的泡沫，看起来真恶心，这条河面上的白泡沫就这样把这雄伟而又壮观的风景给污染了！

我想对这些乱排污水的人说：“剑门关明明是个美丽的.地方，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难道你们忍心把这个风景区给破坏吗？”这个这么好的风景被破坏了，难道就没人管吗？你们也太荒唐了吧！

我现在一想到那条河就非常痛心，连想到爸爸一路上给我说的剑门关的故事和悠久历史，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能保持到不被破坏？而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给污染了呢？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环保是多么重要。

我希望下次来能看见这条河清澈见底，空气清新。

文档为doc格式。